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天堂和地狱

┃Cogito, ergo sum.
┃我思，故我在。

知识分子的天堂和地狱

© 雷蒙·阿隆／文
© Raymond Aron

© 吕一民、顾杭／译

Raymond Aron (1905-1983)

知识分子的天堂

　　法国被世人视为知识分子的天堂，而法国知识分子则被视为是革命的：将这两个事实结合在一起显得甚为荒谬。 
　　一位根本不为议员们所知的英国前卫作家来到巴黎，并在圣日耳曼－德普雷街附近定居下来后，也开始变得狂热起来。突然间，政治使他热血沸腾，而在他的祖国英国，政治所具有的审慎克制曾抑制了他这方面的兴趣。在法国，政治争论往往精细微妙，变幻莫测，使得任何职业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对之漠不关心。让－保罗·萨特的最新文章本身就成了一个政治事件，或至少是被一个狭窄的但相信其重要性的小圈子当作政治事件来接受。功成名就的小说家的政治野心和政客的文学野心会发生冲突。政客们梦想写一部小说，而小说家们则梦想成为政府部长。 
　　人们会认为这种说法有失肤浅，所谓的天堂亦不过适用于旅行者而已。以写作为生的文人数量不多。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师们拿着微薄的薪水过着平淡的生活（但是前轴驱动的汽车或“203型”汽车也可能为领取双份薪水的大学教师家庭所拥有），研究者在条件简陋的实验室里工作。人们往往寄希望于一位名声卓著、著作等身的知识分子，认为他将用他的笔来为那还不明确的革命服务，但是人们忘记了这些知识分子早就对商人、外科医生或律师所享有的种种（并未明说的）好处与知识分子自身生活条件的简朴之间的强烈反差愤怒不已。 
　　对于经济方面的状况，知识分子与其他法国人一样敏感。有些知识分子想像国家出版社将会扩大他们书籍的发行量，而另一些则以为苏维埃政权将毫不犹豫地为他们提供法国共和政府吝于提供的那些研究工具。在大西洋彼岸，某些语言专家所写的东西使人们很难称他们为知识分子，但他们却通过写作，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在美国，有慷慨的大企业主，他们把那些徒具写作技巧而无精神底蕴的作品转化为商品；在美国，还有富裕大方的国家政府在资助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凡此种种，均使那些生活在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国库收入都难以满足这种奢侈的国家的知识分子们羡慕不已。 
　　不过，我却怀疑这种解释是否已切中要害。在法国，技术工人和大学教师之间的工资差异同样很大，可能比美国还要大。如果说在赚钱方面，从事那些高贵活动（如写作科学或哲学书籍）的人要逊于从事低等一些的工作的人（如记者）的话，那么，这种现象绝非法国所独有。致力于高贵活动的人，如学者、哲学家和作品印数很少的小说家们，他们不仅享有盛名，而且还几乎拥有全部的自由。对于一个给予知识分子体面生活（在此，得考虑到那里的集体资源），非但不限制他们的活动，而且还宣称其精神产品代表了最高价值的社会，为什么竟然会有如此多的知识分子表示讨厌，或者是流露出厌恶的情绪呢？ 
　　理性主义和革命左派的意识形态传统解释了那些知识分子用以表达所持不同立场的词汇。这一不同立场本身就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形势。绝大多数对政治感兴趣的知识分子言辞尖刻，因为他们感觉到被剥夺了那些理应属于他们的东西。无论他们是情绪激昂，还是态度谨慎，都觉得自己所说的话听者寥寥。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由于它听从那些没有共同理论学说的议员的指令和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矛盾的要求，不仅使预言颠覆者气馁，而且还使它的坚定支持者们灰心丧气。面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它原有的众多美德已显得过于保守、不合时宜。 
　　心智与行动之间的明显分离，并不应当仅仅由政体独自承担责任。知识分子似乎比其他人更加与社会秩序息息相关，因为在巴黎社会中，小说家拥有与政治家相同甚至更高的社会地位。即使是在考察某件他自己也承认不了解的事时，作家也毫无争议地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而这种现象在美国、德国或英国是难以想像的。由妇女和夸夸其谈者在沙龙占主导地位的这一传统，在“技术时代”仍然保存下来。总的文化氛围依旧允许人们随意讨论政治，既不特意保护愚不可及的行为，也不倡导具体改革措施。总之，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法国的知识分子更少与实际行动相联系。 
　　无论是在美国、英国甚至德国，各种观念和人员在以下几个领域中不停地流动着：经济学家与工业、银行业领导阶层之间；工业、银行业领导阶层与高级政府官员之间；严肃的新闻界与大学或政府之间。而在法国，企业主们对经济学家所知甚少，甚至直到现在，他们还常常对经济学家们嗤之以鼻。政府官员们对教授们的建议根本不予理睬，记者们与教授或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也很少有联系。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使知识与经验在大学、编辑部、政府部门和议会之间相互流动。政治家、工会领袖、企业经理、教授或记者既不能相互联系从而组成一个垄断权力的单一政党，也不能因为偏见与无知而相互分裂。从这一点看，没有哪个统治阶级比法国统治阶级的组织性更差的了。 
　　作家并未指责我们的统治者忽视政治科学或经济学方面的教育，而是批评美国文化轻视作家或思想家，并且以专家头衔来雇佣知识分子。与此相反，经济学家或人口学家指责议员和部长们因过于重视利益集团的辩词，而忽视了公正的判断。由此，所有人最终都加入到毫无约束、不负责任的批评之中，痴迷于革命。对一些人来说，这场革命可归结为生产力的巨大努力和不断扩大，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意味着历史的转变。孟戴斯－弗朗斯集团聚集了专家、作家、国家预算委员会的官员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或许，分权可以缓和所有人的怀旧心理。
　　权力、财富和威望的丧失对于旧大陆的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共同的。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法国、英国与两度被毁的德国一样都是失败者。而美国，不仅因其国家统一而拥有自然条件方面的优越性，而且在人均财富占有量、可动员国力上也占有优势。但是，如果没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法国和英国将继续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并通过来自海外投资的收入毫无困难地支付进口所需的费用。现在，由于它们的边界正受到一个大陆帝国的威胁，如果没有外部帮助，它们将很难生存，并且感到无力保卫自己。美国与欧洲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而不是逐渐缩小。如果霸权至少还是一种好运的话，那么欧洲人怎么会宽恕那些从中获益者的愚蠢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呢？即使美国人是无可指责的，欧洲人仍旧很难不对美国地位的上升（与此相对的是欧洲自身地位的不断衰落）持严厉批判的态度。感谢上帝，美国人并不是无可指责的。 
　　领导者受到指责是正常的。在英国统治世界的时候，它也从未招人喜欢过。二战结束以来，也就是从英国不再能对世界事务拥有决定权，而处于一种批评地位以后，英国的外交政策使它重新获得了一些威望。在与苏维埃阵营的谈判中，英国通过表明立场、运用否决权等手段，在莫斯科或北京赢得了美国通过武力才获得的尊重。美国的所作所为与欧洲人所期望的情况之间所存在的差异，需要有另一种解释。大体而言，美国的外交政策与欧洲人的好恶相一致。通过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美国为旧大陆的经济恢复贡献良多；它从未倡导解放东欧国家；它对于北朝鲜的进攻作出了反应，但它既未接受冒险，也未接受可能会带来军事胜利的牺牲；它也并未尝试拯救印度支那。对美国仅有的明确指责有二：其一是越过三八线（这是一项美国人至今仍可能认为是正确的决定）；其二是不承认北京政府（这是一个没多少理由可说的错误）。 
　　从根本上说，美国的战略在行动上与绝大多数欧洲人（包括知识分子）的愿望并没有很大差异。那么欧洲人为什么抱怨，或者说他们抱怨的深层动机是什么呢？我认为有其重要性依次提高的三方面的因素：首先，由于着迷于对共产主义进行抵制，美国在过去曾支持了一些“封建或反动”的政府（此外，一种组织得很好的宣传把所有积极的反共产主义者都当作“傀儡”或“反动派”）。其次，作为核武器的拥有者，美国成为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争（这是人类所厌恶的）的象征性责任者。几个月前，赫鲁晓夫在布拉格吹嘘苏联已率先制造出氢弹，但通讯社并没有提这句话。与美国相比，苏联同样努力（可能还更加努力）生产核武器，只是它说得比较少罢了。最后，在我们看来至关重要的是，人们指责美国领导人承认世界被分裂为两个阵营，并通过承认而强化了这种分裂。因为这样的解释势必将欧洲国家置于二等国家的地位。 
　　不久以前，在巴黎和伦敦，人们甚为藐视中欧或东欧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思想，并将之（并非毫无道理地）归结于旧大陆的“巴尔干化”。那么，此后在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圈中所采纳的民族主义难道就与之有多大差别吗？所谓的大国在面对自己地位衰落时作出的反应，并不就比那些所谓的小国昔日为它们的突然复兴作出的反应更理性。没有哪个口号比共产党人提出的“民族独立”更加成功。然而，对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进行考察，并不需要非同寻常的敏锐眼光；同样，把法国的军事资源与欧洲防务必需的条件进行对照，也不需要什么超常的智力。拒绝建立一切西方外交或军事力量的共同组织的法国知识分子，与1919至1939年间的波兰知识分子（他们小心谨慎地要求恢复本国在外交政策上的自由）一样犯了时代错误。而波兰知识分子直至1933年，还可以将俄国和德国这两大国的衰落作为辩解的理由。 
　　我们并不是要为欧洲防务共同体进行辩护，这种共同体的意图要比其制度更为可取。六国同盟对那些形形色色的强烈反对意见早已有所准备。人们甚至想出一些合情合理的辩护词，支持在特定的条件下建立一个在美国力量保护下不受苏联侵略的欧洲。这一特定的条件就是，无须正式签署同盟协定，也没有美国军队驻扎在莱茵河或易北河地区。但是知识分子却不为这些复杂的论据所动——如果美国对于维护平衡来说必不可少，那么，大西洋协定代表了一种最简单的形式——知识分子们对于一个表面上重获行动自由权的欧洲的表现颇为敏感。 
　　这些知识分子对于他们同胞的情感并没有切身体会。普通人既有对过于强大的盟国的怨恨，也有民族衰落引起的辛酸，既有对昔日辉煌的怀念，也有对一个被改变的世界的渴望。但是，知识分子应该平息这些情感，指出永远团结一致的理由。然而，知识分子们，尤其是法国知识分子，不是要去完成这一引导任务，他们更愿意背叛他们的使命，并通过向群众提供所谓的证据来煽动他们原本不太好的情绪。确实，在美国的问题上，这些知识分子内部就存在着争论。 
　　在绝大多数国家中，知识分子比普通人更反美。朝鲜战争期间，让－保罗·萨特就罗森伯格事件所写的一些文章，使人想起反犹主义者们的那些反对犹太人的文章。人们将美国视为他们所厌恶的事物的化身，并且将在这个灾难时代积累的巨大仇恨都集中于这一具有象征性的实体上。 
　　法国知识分子在罗森伯格事件的问题上表现出的几乎一致的态度，在我们看来颇有特点，而且直至今天仍令人感到奇怪。自从占领时期的国家法庭和解放时期的法院出现之后，人们不会再认为法国人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现代》和《精神》杂志的那些好心肠的知识分子对于肃清时期的过激行为不但无动于衷，反而更倾向于指责临时政府在镇压时不够严厉。在有关诉讼中，他们还表现出了对苏联体制的广泛同情。那么，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在罗森伯格事件中，就像他们的先辈们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所真心感受到的那样，会显得如此愤慨呢？这些先辈厌恶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和“军事法庭”，但在参加运动时表现得犹豫不决对于法官因为那些发生在苏联还是盟友而非敌人时期的行为而做出死刑判决，人们应当感到遗憾。已有的长期监禁使死刑显得更残酷和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心。但是在法律上无可非议的法官的判决，引起了遗憾或非难（如果人们同意陪审团的判决），更别说道德论者的尖锐指责了。然而，至少罗森伯格夫妇的罪行是极有可能存在的。法共的宣传只是在审判结束几个月后，即当法共的领导人首次确信，被指控为核间谍的党的活动分子始终否认有过那些在真正好的斯大林主义者眼中正当行为之后，才开始占据上风。这一宣传成功地将判决说成是一个司法错误，认为这一判决之所以如此严厉，是因为受到了审判时期的气氛的影响，而没有考虑犯罪时的舆论。在法国，这种宣传的成功更多是由于想指责美国，而不是由于关心正义或心理技术的效果。 
　　如果人们想到，在很多方面，美国引以为据的那些社会标准和批评它们的人所不断宣称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区别，悖论就会由此凸显。工人生活水平的低下，地位不平等，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些都是左翼知识分子揭示的社会生活中的罪恶；他们以提高生活水平、缩小阶级差别与扩大个人和团体的自由来反对这些罪恶。然而，大西洋彼岸的官方意识形态充满了这一理想，而且，美国生活方式的支持者们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他们的国家已经接近这一目标，并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接近。 
　　欧洲知识分子究竟是想抱怨美国的总体成功，还是部分失败呢？很明显，他们对美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矛盾尤为不满，其中黑人少数民族的命运更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和象征。然而，尽管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美国的种族歧视已得到了缓解，黑人的地位也有所提高。美国精神中存在的人人平等原则与肤色隔阂之间的冲突需要很好地理解。事实上，欧洲左翼尤其抱怨美国没有依照与所选择的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方法就获得了成功。繁荣、强盛、地位的逐渐一致，这些结果的取得是通过个人创造和竞争，而不是国家干预，换句话说就是通过资本主义来实现的，而对于那些出身很好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只知藐视资本主义，却根本就不想去认识它。 
　　作为一个实践上颇为成功的例子，美国社会并不体现某一历史观念。它所一直努力培育的简单、朴实的观念在旧大陆早已过时。美国依旧保持着18世纪欧洲式的乐观：他们相信改善人的命运是可能的，提防腐化的政权，暗中敌视权威以及某些人声称的比常人更好地知道何为幸福的秘诀。在那里，没有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位置，有的只是经济扩展、工会和宪法。 
　　苏联对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控制与清洗表明：至少它还颇为重视知识分子。正是这些知识分子，为苏维埃制度提供了冠冕堂皇和含糊不清的学说，而官僚们则根据这一学说形成一种国家宗教。甚至到现在，通过讨论阶级冲突和生产关系，知识分子们仍会同时获得神学讨论的快乐、科学争论的质朴满足和沉思世界历史时的陶醉。而对美国现实的分析，却从来没有提供过此种愉悦。美国从未过度迫害自己的知识分子，以至于使他们转而受到恐怖统治的诱惑；相反，它赋予其中一些知识分子以某种暂时性的、可与电影明星或棒球运动员相媲美的荣耀，而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却不闻不问。但对知识分子而言，遭到冷落比受到迫害还要难受。 
　　除了这种冷落之外，还有另一种理由更为充分的不满，即认为为实现经济成功而付出的代价往往显得过于昂贵。工业文明的奴役、人际关系的冷漠、金钱的力量和美国社会的清教徒成分，这一切皆使那些秉承欧洲传统的知识分子愤怒不已。他们轻率地将所付出的代价——这些代价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也可能是暂时的——归咎于现实或那些他们不喜爱的词语。他们将各种文摘或好莱坞的电影与供有权势者享用的最杰出的作品相比较，而不是与专给普通人看的作品相比。取消生产工具的私有制，并不能改变电影或广播的庸俗性。 
　　在此，知识分子再一次显得比普通民众更加反美。在英国，普通人很难抗拒美国电影的诱惑。但是为什么知识分子自己不承认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其作品和生活的精致考究，而不是工人的生活水平呢？为什么当他们事实上是在竭力为贵族制的价值观念辩护，以使它们免受大众商品和普通民众的侵蚀时，却要极力抱住民主制的各种行话和术语不放呢？

知识分子的地狱

　　法国知识分子与美国知识分子之间要展开对话交流非常困难，因为后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在很多方面都与法国不同。 
　　在美国，语言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或教授人数，无论是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来看，都比法国要多，因为它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加。但是从此以后，美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已不是文人，而是专家，可能是经济学家，也可能是社会学家。人们信任技术专家，却不相信有学问的人。甚至在文学领域，分工也在逐渐产生。各种脑力劳动职业据以相互区分的名望等级，在美国和英国之间难道有很大不同吗？由于缺乏精确的调查，这个问题尚难以准确回答。这种等级制，不管怎样难以确立，即使在同一国家内也可能会随团体的不同而不同。每种职业都有它们自己的一套东西。一个毋庸赘述的简单事实是：在法国始终处于前台的小说家或哲学家，在美国知识分子中却默默无闻。 
　　如果说巴黎的塞纳河左岸是作家的天堂，那么，美国就可能是他们的地狱。而且在过去十五年中，“重回美国”（Retour l'Amérique）这一公式已深深铭刻在美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当中。法国对那些唾弃它的知识分子颂扬有加，而美国对那些赞颂它的知识分子却毫不宽容。 
　　在这两个例子中，其动力似乎如出一辙：法国知识分子是对本国所蒙受的耻辱作出反应，而美国知识分子则是对自己国家的强盛作出反应。两者都始终是彻底的民族主义者，其区别只不过是，一方担忧遭到报复，另一方则想重现辉煌。有意思的是，同是在1955年的美国，还发生了一场有关“书生”（Egghead）的争论，而且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杂志上还刊登了一份名为“美国和知识分子”的调查。尽管此前这份杂志曾表明，从事思想活动的美国知识分子已接受“大美国”的爱国主义思想，但是这份调查却显示，在相当大一部分的美国社会舆论中，对从事思想活动的人仍然有一种潜在的敌意。 
　　尽管“书生”一词的起源相当含糊——人们将它的产生归于多位创始人——但是它已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在短短几天之内，它就风靡全美：各种日报、周刊和杂志纷纷载文支持或反对“书生”。这场论战与当时的选举运动密不可分：M. A. 斯蒂文森的亲信们之所以对此避而不提，乃是因为他们都是这一阶层的代表人物；而共和党则竭力通过将民主党候选人与这些人混为一谈来败坏他的名誉。这场论战的发起者都是新闻记者或作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人与那些他们在报上揭露的人一样都属于知识分子。由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作家或教授的哪些特性使其成为可鄙的“蛋头（Egghead）”。 
　　路易·布罗姆菲尔德堪称反知识分子者（les anti-intellectuels）中最知识分子化的一位，因此，借用他的下述定义或许不无助益：“大凡虚伪而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常常是教授或教授的宠儿。他从根本上说是浅薄的。无论对于什么问题，他的反应都会过分情绪化和女性化。他不仅傲慢和令人讨厌，而且对于那些更有见识和更有能力人士的经验往往满是不屑。他的思维方式本质上混乱不堪，并沉浸于多愁善感和狂暴的福音主义之中；作为支持社会主义和中欧自由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他反对希腊－法国－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观念。他听命于过时的尼采道德哲学，这一哲学往往将之引向监狱或耻辱。一个完全自我中心的书呆子，考虑问题时如此面面俱到以至绞尽脑汁。一颗正在流血但却是贫血的心。” 
　　这一定义是那些反对知识分子的各种经典指责的集大成者：知识分子自以为比普通人更有能力，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缺乏男子气概和决断；由于考虑到了问题的方方面面，因此他们不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变得无法作出决定（同性恋的影射是这一争论的最极端形式）。最后，具有教条主义特点的中欧社会主义成为耽于某种浅薄的马克思主义，并为共产主义开辟了道路的“书生”的思想意识的特点。 
　　这种类型的争论并不局限于美国。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女想从事文学或艺术时，家长往往会骂他们是“空想者”、“幻想者”、“空谈家”或“不考虑现实和实际的人”；而当教授、伦理学家批评政客、企业主行为粗野时，这些政客、企业主脑中所想、嘴中所说的也是上述词语。 
　　美国的争论有着一些自身特点。在当今法国，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对于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表现出了颇多的敬意，他们从来就不敢公开说出以上这种判断。人们不断思索着文人的不是之处，但却不太敢把它们说出来。缺少男子汉气概或同性恋之类的影射，在大洋此岸并非无人知晓，却从来没被说出来过，这类说法因有粗俗之嫌而无人使用。美国精神气候中更独特的一点是，对知识分子的指责和对那些我们称为左派知识分子，而布罗姆菲尔德称为“自由派”的人的指责是结合在一起的。 
　　这些自由派背叛了真正而又独特的美国传统，即“伏尔泰、百科全书派、杰斐逊、富兰克林、门罗、林肯、格罗佛（Grover）、克利夫兰、伍德罗·威尔逊”的自由主义。这些伪自由派都派生于那位叫作卡尔·马克思的人，他们带来的不是某种理想，而是安全感。他们借助于各种补助和津贴以赢得选票，并采用了“一种与曾经加速了罗马、拜占庭、大不列颠毁灭的方式”相同的方式。他们都主张实行计划化，只相信自己的智慧，而对普通民众持怀疑态度；他们并非共产主义者，但是却往往思维混乱，从而使自己在雅尔塔、波茨坦被斯大林主义者所欺骗。 
　　麦卡锡主义也对左翼知识分子提出指控，指责他们为“非美国人”（non aménicain），是“可耻的卡尔·马克思的信徒”，犯有试图在杰斐逊和林肯的国度中引入中欧社会主义的罪行。这一谴责同样把计划经济论和同性恋扯在一起，并宣称，如果说“福利国家”理论也与国际共产主义的所作所为有牵连的话，这或者是因为它分享了错误理论，或是因为它加速了其行动，或是因为它有意无意地和这种国际共产主义结合在一起。 
　　尽管在时间上存在差距，这种反自由派（取这个词的美国含义）的因循守旧是对另一种相反的因循守旧的回应。在30年代，绝大多数自由派相信在托拉斯的反对者、社会立法的支持者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连续性或相互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连续性或相互联系在超越了与苏联结盟的必要性的情况下，维护并阐明了这一左翼的或进步主义的联盟，而且，它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拒绝相信阿尔吉·希斯的罪行。二十年前，那些受共产主义影响的人更多的是来自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或受压迫的少数人群体。 
　　此外，在美国漫游的欧洲知识分子几乎到处都能遇到随大流的反麦卡锡主义者，此外他也觉察不到麦卡锡主义的全能统治。所有人都反对那位著名的参议员（惟一例外的名人是詹姆斯·伯纳姆，他因为拒绝简单地指责这位参议员而被从《党派评论》编委会除名）。不幸地是，所有人都同样感觉自己属于少数派，并对与共产主义结盟这段过去的历史抱有含糊的错误意识。他们还害怕公众舆论，这一舆论对红色、玫瑰色、浅玫瑰色、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新政人士抱着同样的敌视态度。 
　　在美国大学中，不反对麦卡锡的人将会遭到同事们的严厉谴责（尽管他不必担心自己会失去工作）。然而，同样是这些教授，过去却在是否对一些问题，例如中国共产主义问题公开表态上迟疑不决。随大流式的反麦卡锡主义思潮令人惊奇地与反共产主义思潮结合到了一起。人们在反对这位参议员的行为的同时，会补充说他们同样厌恶共产主义。几乎一致反对麦卡锡主义的知识分子团体感受到一种针对自己的隐秘威胁：有一部分美国人对专家、外国人和各种观念产生了怀疑，并把这种怀疑通过赫斯特或麦考米克控制的新闻媒体表达出来。他们认为自己被昔日的领导人所出卖，并由此将怒火转向教授、作家、艺术家，指责他们应对东欧被苏联军队占领、蒋介石的溃败和医疗制度的社会化负责。 
　　尽管对这种反知识分子浪潮颇为担忧，但这些知识分子对美国的好感丝毫不减。旧大陆已失去了往日的声名：与希特勒德国或苏联的集中营相比，美国生活中某些方面存在的残酷和庸俗根本就算不了什么。经济繁荣保证了那些欧洲左翼人士提出的各种目标的实现。全世界的专家都来到底特律寻求财富的奥秘。难道要以某些欧洲的价值观念名义来反对美国的现实吗？或者说，难道要以欧洲的业已为机器摧毁和浓烟污染的魅力与文化的名义来反对美国的现实吗？事实上，对前工业社会的怀旧情绪，已使某些作家将法国生活方式置于美国生活方式之上。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为了实现这些特殊成就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欧洲人不是已经准备为提高生产力而牺牲这些价值观念、魅力与文化等等，为提高大众生活水平而不惜实现任何程度的美国化吗？在美国看来，社会主义建设，即在作为国家惟一主人的共产党推动下加速进行的工业化，非但没有避免，反而还增加了技术文明的弊端。 
　　某些知识分子依旧坚持反成规（anticonformrsme）的传统，同时指责法令、托拉斯、麦卡锡和资本主义。既然它重新拾起了昔日战斗的自由主义的某些主题，那么这种反成规就不是完全不随大流的。当前，美国知识分子正在寻找敌人。一些人在与共产主义进行斗争，并自称在世界各地都能发现共产主义；另一些人则与麦卡锡进行斗争；最后，还有一些人则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麦卡锡。在此，还不包括那些万不得已而被迫揭露“反－反共产主义”（anti-anticommunisme）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有如追杀非基督教徒的十字军成员。

　　英国可能是以最理性的方式对待知识分子的西方国家。正如布罗根在谈及阿兰时所曾经说的那样，“我们英国人从不如此严肃地看待我们的知识分子”。由此，英国就避免了美国实用主义产生的狂热的反知识分子思潮，以及法国不加区别地对作家的政治观点和小说表示的尊崇，这种尊崇使这些作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重要性，并使他们倾向于各种极端的判断和拙劣的文章。我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20世纪的教士：国家事务已日益提高了专家的地位，而这些专家所犯的错误表明，不能对他们盲目赞颂。 
　　确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公学和大学的招生还只不过是统治阶级轻而易举地吸收一些新人的方式。持异议者与毫不动摇的社会妥协论形成鲜明对照。特权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既未触及宪法，也未涉及政治制度。知识分子设计构思的是支持改革的思想学说，而从不向广大民众提供对巨大动荡的怀念情绪。近几十年来的改革大大增加了大学生的人数，并扩展了提供大学生生源的社会阶层。英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尽管也一贯支持未来而反对过去，与世界上所有革命者有着某种联系，并控制了部分周报，但他们还没有与自己的祖国断绝关系。他们与保守派一样认同英国的议会制度。他们还将人民阵线的好处留给外部世界。在此，英国共产党的软弱反而保护了他们。 
　　因此，他们既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杰出成就所倾倒，同时又承认法国、意大利或中国等国的共产主义的合法性，认为自己既是良好的民族主义者，同时又是国际主义者。与之不同，法国人却梦想着通过将所有非法国人转变为法国人来实现这种和谐。英国人往往认为，在幸福的英伦三岛以外的地方，没有什么人配玩板球和进行议会辩论。这是一种有分寸的傲慢，这种傲慢也可能会得到“惩罚”：那些被英国人教育和解放的民族，如亚洲的印度、非洲的黄金海岸，将继续玩板球和进行议会辩论。

　　本文选自雷蒙·阿隆著《知识分子的鸦片》

 
雷蒙·阿隆 著 
吕一民、顾杭 译 
译林出版社，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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